我刚从非洲回来，确切来说，是从几内亚回来。我到几内亚参与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CDC）与世界健康组织（WHO）合办的实习工作。如果你还没听说西非现在究竟发生什么事──我就直说了：西非现在发生埃博拉病毒大爆发。我到那边担任医检师，协助照护病情危急的病患。大部分病患都没撑下去，少数几个熬过来的状况也很糟，搞不好下半生得继续跟死神奋战。那景象实在惨绝人寰。
我拥有生物学与微生物学双学位，现在正在攻读流行病学硕士，计画是一路往上取得博士学位……但如今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当初，在我一位教授的邀约之下，我们这些学生申请了ＣＤＣ与ＷＨＯ联合举办的暑期实习，协助研究肆虐西非的埃博拉病毒爆发事件，试图找出疫苗。我投出履历，获得这趟旅程的一张门票，和其他三人共同前往西非，但我们都被分进不同的”医院”。其实也称不上”医院”……只是一张张用来安置病人的简易帐篷，让他们待到好转或死去的那天。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很残忍，但当一个人的血管已经被破坏殆尽，护士根本无法打针的时候，他基本上只有死路一条。
这次病毒之所以会在这个区域蔓延得这么快，原因很简单：当地人埋葬尸体的习俗。他们坚持尸体入土以前必须清洗干净，因此他们会直接接触被病毒污染的
体液，这次的病毒株不仅致死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潜伏期也有二十一天之多。有些人可能在症状浮现的三个礼拜以前就已经虚弱得不支倒地。比较慈悲的病毒，会让患者体内瞬间出血，一次死得痛快。比较不幸运的患者，就得忍受好几个礼拜的折磨。
我被隔离了三个礼拜，确保我身体无恙之后才能回国。这是标准程序：只要是和病患有任何形式接触的人，不管有没有穿上防护衣，都必须隔离至少三个礼拜才能离开该单位。没有例外。像是有另一个助手，他虽然是当地人，但得知他太太患了不相关的疾病后，他仍是被要求多待三个礼拜才能和家人团圆。这是严格执行的规定。我们这趟旅程也按这项规定来规划，五月收集资料与样本，提早三个多礼拜停止接触患者与样本，这样才能在七月初顺利回国。
和我共事的医生应该是当地人，而且似乎有自大妄想症的倾向……更别说他不怕死的个性。他来自奈及利??亚东南部，和其他医生作风不同，我跟他工作的这段期间，他似乎都有自己另一套诡异的例行公事。他的表现其实跟正常人没两样，只是他常常不遵守严格的安全规定，有时候甚至几乎曝露在病毒之中。
有天下午，我就满脸惊恐看着他当我面把头罩掀开来，只为了擦掉脸上的一滴汗。在这种环境里，不管是怎样神秘的力
量，都无法说服我摘下面罩；如果有人从病房对面打个喷嚏，在他把头罩盖上以前，那肉眼看不见的微小水分子就会以每小时三十哩以上的速度穿过空气，对他造成感染。当时我们正在烧床单，防止可怕的病毒扩散，结果他却在病房中脱下头罩，只因为他觉得不舒服。我很惊讶他居然还没发病。我向驻地的ＷＨＯ代表人员回报此事，代表却立刻回嘴，说没有一个理性的人会那样做，我就这样被口头训了一顿，但除此之外没发生什么事。
他不在乎被感染是他的事，可是我不想啊；所以我在医院外能跟他避不碰面就避不碰面。他住在城市的另一头，出了病患房后，在医院内也大多一个人行动，所以并不困难。我记得只有一次我不得不跟他有所互动。为评估医疗单位的工作情况，每位医护人员都必须提供口腔黏膜刮片，他也一样。我格外小心地拿着他的刮片，确保全身上下的防护衣都包得老紧。我根本是把他当病人一般看待。
为了以防他问，我什至准备了一个借口好应付他：”这是我的标准作业程序，防护衣是干净的，我不喜欢冒任何风险。 “但他没问……他只是微笑盯着我看，目光仿佛直接穿过我的身体。他那双眼睛有些怪怪的，但我也说不出哪里怪。我从来没有近距离看着他的眼睛。全身消毒过后，我把那套防护衣也烧
了。而他的黏膜样本则跟其他人的一样，皆放在显微镜摄影装置下，接受观察。
终于，在三个多礼拜前，我们小组进行了最后一次消毒。我们被隔离在各自的医疗单位中，研究资料、影带与记录。这些资料足以写成一篇可观的论文，应该能助我平步青云地拿到博士学位。我们四个学生也都必须提供自己的样本，三个礼拜后，我们的样本都没有受到污染的迹象，大家都很健康。虽然我们做了那么严密的防护，这个结果还是让人大大松了一口气。
大多数医护人员都没有被病毒感染。我们隔离期间，只有一个人意外遭到感染；她真的很衰，居然不小心把受污染的针头插进防护衣。好在老天有眼，她幸运度过这个难关，还提供我们第二个克服埃博拉病毒的样本。
我们从各个样本记录下来的资料与影片已经够我们研究好几个月了，但因为我们在赶时间，有些资料得等回国再研究。在我们准备离开单位时，我发现ＷＨＯ代表换人了，不是当初叫我把嘴巴拉链拉上、不要乱传谣言的那个。我好奇问她，她告诉我，上一个代表前几天在狮子山死于一场鲁莽的抢劫，她刚好在那天被分派到这个单位。
我问她认不认识跟我共事的那个医生，她说这个单位没有叫那个名字的医护人员。她在翻阅名册的过程中倒是提到，有个同名同姓的病人，在
病毒爆发的初期就病死了。她稍为描述了一下他的长相，然后把一张袖珍照片拿给我看，上头是一个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男人。就是他。是那个医生。我认得出他的眼睛，我也终于知道为什么会觉得他的眼睛怪怪的：他眼中有因为病毒感染而爆出的血丝。他这张照片拍完不久就死了，医生无力回天，死后不到六个小时就送去火化。我把我的遭遇跟新的代表说，她做了记录……但她基本上认为我搞不好撞鬼了，因为这个男人老早就死了。
这件事我也跟我的教授说了，他似乎比我还担心；他在1976年埃博拉病毒爆发的时候，也有过相似的经验。他才开口问我男人的名字，就阖上嘴巴。他，从我们乘坐的接驳车前面走过。我们两个都看见他了。接驳车辘辘向前，我们看着那个”医生”登上另一辆准备离开的车。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海边，我们在回国之前打算搭船到邻近一个未受感染的村落晃晃。
我们一登船，教授便跟ＷＨＯ代表连络。她把他的照片传过来，教授整张脸都白了。他已经是个六十来岁的人，肌肤不是健康的小麦色了，但他看到照片的当下，整张脸的血色仍然像是被抽光了一样──那是同一个人，一个照理说应该死去的人，教授确信，1976年那时候，假扮医生的就是他。如今，我们顶多知道他已经离开了，但我们无从推
测他往哪里去，只知道他搭的那辆接驳车直达机场。
我们不知该如何是好，所以我们转而分析在隔离之前搜集到的样本与资料。样本很早之前就丢弃了，但样本的显微录影仍然需要分析。我直捣龙门，寻找那位神秘医生的样本。阿卡奇医生，那是他的名字。我播放他的样本影片，一面分析，一面上网查询他的名字。除了在一些动画卡通中找到同名的疯狂科学家角色以外，没有什么结果。我接着只查他的姓氏（因为我也没别的能查了），结果找到有趣的东西：他的姓氏翻译过来，大概是”上帝之手”的意思。这么想来，他的行径都解释得通了：他很常自诩为”展现神迹的人”。只是我不再认为他指的是”悬壶济世”这件事了。
突然间，我的电脑一闪一闪地发出警讯：医生的样本瞬间遭到大量感染。我刚刚将影片快速播放，在接近结尾处，第二十天的他还是个完全健康的个体，到了第二十一天就成了一个活死人。他体内的埃博拉病毒数量增加得太猛烈，我不禁怀疑是有人趁不注意把样本对换了，但我一再重复检查记录后发现：样本皿一次也没动过。根据记录日志（那些记录人员不全然受过医疗训练），他第二十天的pH值为7.4，第二十一天的pH值则猝降至5.0不到。
我连忙跟教授连络，他叫我不要打电话给别人。我们直接跟所能找到的
ＣＤＣ高层连络。那是个错误。他们说，这种资讯若未经证实，可能会造成全球恐慌。他们说，他的血液如果有这种反应，他不可能还能活蹦乱跳到处乱跑，虽然我们都亲眼看到了。他们说，这件事不准向其他人提起。然后我回到家，发现我的公寓被翻箱倒柜，所有电脑都不见了，我带去ＣＤＣ的资料都消失了。我在床底下藏有一个备份了所有资料的硬碟，但就连这个硬碟也烧毁了。我的email帐号全被骇，信件删得一封不剩，我的硕士论文基本上得从头来过。
于是我改为研究在非洲之外，几个类似埃博拉病毒出血热的病例。我在几个已开发国家（大多分布在亚洲和俄罗斯）发现到一个趋势，但就在我以为北美洲有另一个病例，准备进一步了解详情时，我又被阻挠了。那个病例发生在一名加拿大飞机驾驶身上。他开着小型飞机从育空的偏远地区载着一人进入黄刀镇时，似乎染上了近似埃博拉病毒的疾病。
另一个来自阿拉斯加的小型飞机驾驶也死于相近的疾病，但他当时似乎在草原中央，所以没有取得任何样本，遗体也以防止病毒扩散为由，私底下烧掉了。我仅查到这里，结果就出现两名彪形大汉攻击我，拿枪抵着我，任他们把我的资产洗劫一空。我再次失去一切。我回到公寓，发现家门被踢开，新买的笔电不见了。当天晚上
，有个亲密友人告诉我，跟我一起进行研究的教授，在一场未遂抢劫中死于心脏病发。他没有亲戚在世，连个丧礼也没举办；他的遗体直接被ＣＤＣ带走，理由是因为他和病毒近距离接触过……虽然那根本不是他的死因。
我知道我该停手了。短短三天内，我就两度失去珍贵的东西，但是那个男人──那两名飞机驾驶所接送的那个男人，描述和他完全相符，包括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 ＣＤＣ和ＷＨＯ害怕造成全球恐慌，是因为埃博拉病毒无药可医；它是完美的人类杀手。要是埃博拉病毒在美国境内爆发，短短几周内、顶多几个月内，就会夺走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人口生命，就算我们集结所有医护资源……也阻止不了。他们不相信埃博拉病毒会蔓延到北美洲……我想，它已经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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